现在像龚文桢这样品性的画家不多。也许是进入到21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了，很多画家都以现代的方式应对社会和艺术，然而，龚文桢却是一位不具有太多现代性的人，同时，他也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古典的人，至少他没有用一袭中式服装来标榜自己。在他的画面中也看不出那种自诩为文人的装腔作势，尽管他的题跋中的瘦金体表现出一丝古意，可是整体的风格中依然是一种当代性的审美情趣。他是一个很平淡的人,平淡得一切让人难以找到相谈的话题。古代社会中的许多画家在民间常常被戏称为“痴”或“癫”，这大概要从东晋顾恺之算起，这是因为画家有许多不同常人的地方，或者因为画画的解衣盘礴表现出了“痴”或“癫”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执著和忘我,是作为画家最为重要的气质。

　　在龚文桢的个性风格中，最为表面的就是不擅言辞，不善交游，因此，旁人是很难看到他的“痴”或“癫”，也看不到在许多画家哪里都能看到的画家的作派。他低调为人为事，专注于自己的绘画事业之中。在当代社会的画家中，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画面而别无旁骛的人，也实在是不多。所以，他得到了像叶浅予、秦岭云等老一辈艺术家的赏识。一句“为人要厚道”的电影台词曾经风靡坊间，就是因为“厚道”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期望。龚文桢确实是一个厚道的人。

　　作为画家的龚文桢，他在画面中所表现出来的“厚道”像他的人一样没有油滑和甜俗，没有市井和江湖，他的构图、勾线、渲染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出严谨的态度，他的情趣、意境、风格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出发自内心的表白。他在工整的画面中去除了描摹的痕迹，在严谨的风格中透露出“写”的趣味，于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整体潮流中独树一帜。

　　中国花鸟画发展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之后，几乎是让所有的后人都感到了逾越高峰的困难，尽管在20世纪中期之后，花鸟画还是出现了潘天寿等大家，可是在绘画史整体上的成就并不突出。然而其中的工笔，却出现了于非厂和陈之佛这南北两位高手，可以说这是自宋代之后工笔花鸟难得见到的一次脉动。显然，工笔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遭遇，是与宋代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的主流地位相联系的，因此，元以后的工笔画衰颓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到了20世纪的后期,因为展览的导引,工笔花鸟画出现了自宋代以来的一次高峰期，不仅相继出现了大批的工笔花鸟画画家，而且也有大批的工笔花鸟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可以说，工笔花鸟画和工笔花鸟画画家都得到了时代的礼遇。无疑，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在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之中，工笔花鸟画的整体面貌也出现了历史的扭曲，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画家为了应对展览而一味地求工整、比功夫，以博得评委的可怜和赞叹，所以，“能品”者居多。当代工笔画潮流中失去了绘画的感觉和意趣，也失去了绘画的人文精神，使得工笔画以追求类似摄影的镜头反映为终结目标，并形成了繁荣景象背后的时代之病。龚文桢的画不是这样，他的画面中所营造的画面感觉不是以工整为第一性，而是以绘画的感觉和意趣来诠释工笔画应有的品格。

　　作为工笔花鸟画家，龚文桢在选择花鸟画和工笔的时候，一定会掂量其中的难度。这种在西方绘画中绝无的品类，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在中国得到了一种专业的认同，因此，以折枝为代表的结体方式则凝聚了历史发展的成果，它完全区别了西方绘画中的静物画。在得与失的辩证关系中，折枝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发展中的可能性非常有限，而从历史的发展看，工笔花鸟画的花和鸟的品种也是少得屈指可数，花和鸟的搭配更是在一种民俗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传承关系。因此，现代的很多画家都以引进新的表象对象为突破，比如齐白布的工虫，潘天寿的雁荡山花，都是史无前例。在龚文桢的画面中,虽然也有一些折枝的构图方式，表明了与传统工笔花鸟画之间的联系，但是，他钟情的还是源于云南的一些新的题材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语言。为此，他11次到云南写生，体验在那个地域中的对于自然世界的感受，从而为自己的工笔花鸟画开辟一个新的视窗，表达对于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新的见解。

　　龚文桢的这种选择，在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中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去过云南的画家很多，画云南花鸟的画家也很多。他的成就和意义在于他从所要表现的新的内容中，摸索到与之相应的新的技法，并因此表达出一种新的花鸟画境界，以及审美中的新的视觉体验。比如，他画的夜景中的花鸟，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将特殊情境中的花鸟作了特殊的处理，使之成为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艺术的气象，并没有复制自然的直观。他选择云南特有的竹，而将关注的点放到那具有绘画性的竹根上，所以，他的画面中的竹既有与传统审美上的联 系，又有形象上的改观所创造的新的境界。他还特别留心那些藤蔓等寄生植物，把自然的趣味和绘画的趣味结合起来，别开生面。

　　龚文桢工笔花鸟的语言方式有其独特的内容，既反映了他源于于非厂、田世光的学术背景，也表现了他多年研究的结果，他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健康发展。